《大学》原是汉初发现的《礼记》中的一篇。据说《礼记》包括“礼”古经56卷，“记”131篇，皆七十子后学所记。后经编撰，又有《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之分。我们现在见到的《大学》与《中庸》实际是从《小戴·礼记》中抽出的两篇文章。相传《大学》作于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唐代韩愈等把《大学》、《中庸》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朱熹继承了这种观点，重新编定了《大学》的章次。特别是朱熹对《大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编撰时有些章从程本，有些章从旧本，有些章则是自定，还有传的第5章(格物致知)更是朱熹补写的，这个版本成为至今的通行本。未经朱熹编撰的《大学》称为旧本或原本，有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原本大学微言》。

　　经朱熹编撰的《大学》共分一经十传，经文相传为孔子的思想而由他的学生曾子(名参)所记述(一称为曾子所著)。其后十篇传文是用以诠释经文的，说是曾子之意而由他学生记述而成(其中有一篇是朱熹撰写的)。

　　把《大学》、《中庸》两篇从《礼记》中单独抽出来，说明它们有独特的价值。朱熹把《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编一起，并加注释，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以后《四书》成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

　　宋代以后曾以《四书》、《五经》(《易》《书》、《诗》、《礼记》、《春秋》)开科取士，清代则独用《四书》取士，于是，《四书》便成为天下士子所必读，推而广之，便成为了民间最普遍的读本。民国以后，科举废除，学校渐兴，但《四书》、《五经》仍有部分被选为学校国文教材，或作修身学科的材料。因此，八百年来，《四书》在我国广泛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灸人口的格言警句。

　　程颐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说，《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他还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好像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架子，以便将来把其他经书填补进去，清楚说明《大学》是基础之学。

　　《大学》是东方人的《圣经》——《四书》之一，讲述的是一门有关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

　　《辞海》称，《大学》“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学问博大精深，可为当官者从政管理之用。南怀瑾先生说，《大学》是“万古帝王师之学”，是曾子“内圣外王”(“内明外用”)的大手笔。革命先哲孙中山先生称《大学》为“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中国式管理大师、台湾著名学者曾仕强先生说：儒家管理哲学，实际上便是“大学之道”。《大学》这本书，一直被当作初学入德之门，以致不能发挥真正的大用，实在可惜。《大学》是世界上非常值得珍视的管理哲学，我们将对其重新加以诠释，希望能够恢复其原有的面目，他以《大学》为本的管理专著就名为《管理大道》。《大学》用于管理的精髓在于“修己安人”，“管理活动，起于管理者的修己功夫，终于安人的行为”

　　笔者以为，《论语》和《孙子兵法》，可说是管理上的文治武略，《大学》则是管理的总原则、大道理。以为人处世做比喻，《论语》和《孙子兵法》是我们行为处事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大学》则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还有一本特别难啃的《易经》，那是指导我们正确行为处事的《辩证法》，《中庸》则属认识论。一句话，这些经典可说是我们学习中国式管理最重要的经典代表著作。

　　《大学》如此重要，全文不过千余字，聚集精华的经文更不过58个字。为理解《大学》，我们对第一章经文作了完整的注解和今译，对十传则作了相应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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