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最丰富史藉蕴藏多多君臣统御治国之道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其实，文化二字很难定义，有学者曾提出260多种定义，逐一评估而无结论。而对于文化的作用，是否可概括为：思想的规范，行为的准则。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传统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之一。传统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进行实践活动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

　　五千年文明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著作。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的“科学之王”既不是神学，也不是物理学，而是历史。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之交算起，延续了两千多年，世界绝无仅有。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中，为了汲取前朝统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传承改革，企求开拓本朝千秋万代的基业，因而各朝都对修史十分重视，投下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史书成为历代帝王必读的教科书。

　　历史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帝王的统治与企业的管理有许多相通之处，因而在企业管理中，有所谓“帝王学”之称，从中学习帝王的管理诀窍，日本有不少专著问世，笔者见到的就有《帝王学的智慧》、《超优良企业帝王学》等。确实，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原本含有极丰富的管理思想，探讨中国式企业管理，不联系华夏传统文化是不可思议的。

　　上世纪80年代晚期，日本《日经产业新闻》曾刊载《从中国的典故中学习经营之道》一文，号召日本经营管理人员阅读中国的《论语》、《史记》、《孙子兵法》、《老子》，甚至《三国演义》等书。中日同文同种，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应用颇多，功效甚大。此外，欧美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同样甚感兴趣，上世纪70年代两美国学者撰写的《管理思想史》和《管理思想的发展》，都曾提到了孔子、《孙子兵法》、《墨子》等，并强调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在管理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道德经》、《孙子兵法》、《易经》、《论语》四大古藉都曾风靡美国。

　　中国从《尚书》始，一般说有二十四史。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是当时最完备的纪传体通史，开史著先河，彪炳千秋。但与管理最接近的史书有《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宋名臣言行录》等。

　　《贞观政要》为唐史臣吴兢所辑，专记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意”，如“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已广为流传。《贞观政要》被誉为历代明君良相治国安邦宝典，汇萃至理名言，流传千古圭臬，实企业“帝王学”第一书。

　　赵宋主张文治，有说是中国第二期文化的代表，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篡。由司马光领衔的史学家们编写的《资治通鉴》编年史，描述了从战国到五代的兴盛衰落。它与《史记》在史学界公认为“史学双壁”，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读后御批“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资治通鉴》。元人胡三省30年通读此书并作注，最终认为“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宋大儒理学家朱熹所著《宋名臣言行录》，共收录了104位名臣的传记，赵普、寇准、范仲淹、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皆名列其中。据称是一部改变了日本历史的中国读本，日本德川家康视这本书为至宝，明治天皇也读之再三，指导决策，终成一代名君。

　　如果说前两部书是“帝王学”的话，则第三部应是“臣之道”。在管理中总有“君臣”之分，君无臣不行，臣无君无头，故最期君明臣良。“帝王学”加“臣之道”，合为“领导论”。一家企业，“君臣”戮力同心，“领导”多筹广略，算无遗策，庶几立于不败之地，迈向既定之目标。

　　此外，还有值得注意的两本书，一本是唐代赵蕤所著的《长短经》，今译本称《帝王学》，赵蕤四川人，“任侠有气”，善纵横学说，与大诗人李白一起显名于开元盛世，时人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赵蕤广征隋唐以前各代史实，突出英主良臣的奇谋异策，论其短长，形成了一部文韬武略的谋略专书。清乾隆帝一生曾多次阅读，并向皇子及大臣们推荐，后收入《四库全书》。

　　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管理天下而专门编撰了一本教材《帝鉴图说》，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领导者必备的81种品格，第二部分为领导者必须克服的36个弱点。后该书不仅传出宫外，大受欢迎，又远播日本，流传域外。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封建时代，无疑带有时代的特色。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知古人之所以得，鉴今人之所以失，应本着批判、继承、发扬的精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达于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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